任乃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

任乃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

发布时间:2021-11-04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作者:杨嘉铭   责编:顿珠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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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教育家。他一生涉猎颇广,在农学、地理学、教育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其是康藏研究,成为他毕生致力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开创了我国康藏研究的一个时代。先生自己曾说:“余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其成果不仅卓著,而且影响深远,遗惠后人。

一、著书立说,铺垫了康藏研究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名学者,其著述是一个基本标尺,这个标尺,有两个方面的衡量点,一是著述数量,二是质量与水平。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直到去世前仍以96岁高龄整日伏案写作。共撰有专著25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此外,尚有大量杂文、评论、笔记、报告等散见于报刊、文档。总数达千万字,堪称著作等身。” 就康藏研究而言,所著的专著就达16部,论文、考察报告达50余篇,总数达300余万字。就先生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范围来看,也是十分广泛的,凡康藏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农业、宗教、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等均有所涉猎。

在学术造旨方面,正如四川康藏研究中心撰写的《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中所说的那样,先生在康藏研究中首创的就有:

1.他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开拓者与研究者……

2.他首次对康藏地区的地文地理、政区沿革、社会文化、民族民俗进行了科学地全面地考察,纠驳了前人的众多谬说,使国内外第一次客观地真实地了解康藏地区的面貌和康藏问题的症结……

3.他在康藏研究领域内创立了大量新说,其中不少至今仍被国内外广泛引用……

4.他使用现代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绘制成了我国第一张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

5.他第一个将历史地理学方法用于康藏地区资源开发的研究……

6.他还是川藏公路线路最初的选定者……

其实,先生在川康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止前述所言,笔者还可以归纳几点:一是以他为首创造了康藏研究方面我国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并编辑出版了该团体的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二是先生发现藏草药“木格卓果” 的奇效后,首次撰文作专门介绍。后亲身试验数十年。当今,该药得到开发,与先生的文章和自身试验是密不可分的。三是康藏地理复杂,历史发展脉络存疑尚多,先生知难而进,撰写了《康藏史地大纲》,该著作成为康藏史地研究的引领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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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与夫人罗哲青措

在先生有关康藏研究的著述中,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一直成为后世研究康藏的必读之作和旁征博引之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和引用率之高,当为首选。其中如《西康图经•境域篇》、《西康图经•民俗篇》、《西康图经·地文篇》三部姊姐著作。关于《西康图经》的编写,这里十分有必要作个背景交待,先生原计划以《西康图经》为系列丛书之名,撰写11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境域、地文、交通、产业、民俗、宗教、酋长、吏治、外患、史鉴、关于康藏之图书。后因多方面原因,至1935年,仅完成了境域、地文、民俗三部。民国时期,新亚细亚学会是当时最权威的边疆与民族研究的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由戴季陶兼任该学会会长。戴季陶并不认识任乃强先生,但他亲自审读了任先生的书稿后,认为是难得的经世之作,于是亲自作序,予以极高的评价:“任乃强先生近著《西康图经》,曾连载于《新亚细亚月刊》,实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其内容之精详、丰富,与体例之正确、公允,自来志书中罕有其比,读之,不但能悉一地之情况,其指示研究地方史地者,以中正广大之道路者,尤为可贵。”先生的文中,更不乏释古之疑难,发其新见之作,诸如《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隋唐之女国》以及《吐蕃丛考》十篇文章(具体为《吐蕃开国考》、《佛家之宇宙构成说》、《释迦牟尼生卒年考》、《大昭寺阿佛像入华考》、《金刚座瑞像说》、《藏人之历史观念》、《司青王迎旃檀像考》、《蒙古世系》、《藏人与六字明咒》、 《文成公主下嫁考》)等。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前已提及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开掘者和研究者”。之所以这样评价任先生对《格萨尔》研究的贡献,一般泛指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三篇研究《格萨尔》的文章,即《〈藏三国〉 的初步介绍》(1944)、《关于〈藏三国〉》(1945)和《关于格萨到中国的事》(1947)。其实,任先生研究并撰文介绍《格萨尔》的文章还不仅为上述三篇文章,而且最早撰文的时间也还要早。

据任新建先生《介绍一篇最早的汉译〈格萨尔〉》中说:“1929年先父任乃强考察康藏地区,历时一年。以考察笔记整理成《西康诡异录》一书,分为四编、180条,交《四川日报》副刊连载(1930年5月至1931年春)每日一、二条,独立成篇,其中之第118条标题为'藏三国';第119条标题为'藏三国举例'。均刊载于1930年12月副刊。1932年,先父撰成《西康图经•民俗篇》交南京《新亚细亚月刊》连载,1934年,新亚细亚学会又将此书出版为单行本。前述《西康诡异录》之第118、119条文,被辑入此书,合并为一节,称《藏三国》,文字仍旧”。由此可见,任先生向国人介绍《格萨尔》和他开始接触《格萨尔》、研究《格萨尔》时间应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生对于《格萨尔》的研究,除了上述文章外,还在《德格土司世谱》中,也还有涉猎。

先生对于《格萨尔》研究方面的贡献,决不仅仅是迄今为止我国《格萨尔》史诗最早的汉译者,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国开掘《格萨尔》史诗学的理论基础”。正如2002年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格萨尔》创作千年纪念•任乃强学术研究会”上的贺词中所言:

1.他对这部史诗的属性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对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2.对史诗的部本和传承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好的认识……这些成绩是以后《格萨尔》学者展开工作的基础。

3.他提出了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凡如史诗主人公的真实性问题?史诗产生的年代问题?等等……不论这个观点正确与否,但他的开拓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4.他澄清了《格萨尔》史诗的一些错误观点……

5.他还对史诗的艺术价值和特色,从语言审美、艺术想象、 巧妙构思,到史诗的教育意义、民俗知识都作了剖析,使史诗的各种价值尤其是美学价值无疑地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6.最宝贵的是,任乃强先生探讨我国史诗的求实精神……他强调利用中国本身的材料来论证和探讨史诗的求实精神, 在中国《格萨尔》史诗学的理论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生关于康藏研究的成果,除了已知的专著和论文外,还在其他著作中也有所体现,诸如《四川州县历史沿革图说》、《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史新探》、《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等,都程度不同地在有关章节、注释中涉及到康藏史地。尤其是在《华阳国志注补图注》的卷三《蜀志》中,对四川西部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述正文,作了独到的订正,用大量的史料和调查材料作注释,纠驳了前人的一些讹误,成为后来四川民族史志研究工作的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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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社团、办月刊,繁荣康藏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任先生虽身在蓉城,但他对康藏之情十分笃重,对康藏研究一如既往。1946年10月6日,由任乃强先生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与刘伯量、谢国安、刘立千及任先生的夫人罗哲青措等人共同发起,并在藩暑街36号(任先生私邸)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康藏研究社”。该社的成立,标志着在我国第一个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应当说,该研究社的成立和后来开展的实质性的学术活动,是先生康藏研究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先生作为康藏研究社的理事会的理事长兼创办的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的研究部主任,从草拟章程、发展社员、编辑出版《康藏研究月刊》,身先士卒,事必恭亲。

(一)学会章程:康藏研究社成立时,任先生便草拟了该社社章。章程的宗旨和工作范围在社发刊小词和社章第二章中得到了体现:“目前如东北、如外蒙、如西北诸问题,已渐入解决阶段,惟兹西陲,机隍未定,光昌前路,亟待人谋。同仁等,为协力之责任故。”至于该社的工作范围,则在该社章程中的第二章中作了明确说明:

一、本社研究范围,限于康藏及其相关地域以内之民族、社会、 文化、经济、政治、国防等问题。每月将研究所得,印发月报一次,报告各社员, 并公布于国人。

二、本社为康藏未认汉文语人士游历内地之便起见,附设招待所, 住宿免费,并义务承担翻译与向导工作……

三、本社除前二条工作外,并得办理下列各事:

甲、翻译藏文典籍及有关康藏西文图书。

乙、编纂汉藏字汇及藏文教本。

丙、绘制康藏地图及汉、藏、西文之对照表。

丁、征集康藏文物与图片, 随时公开展览。

戊、内地人初习藏文,及旅蓉藏胞补习汉文。

己、解答内地人士关于康藏,与康藏人士关于内地之一切询问。

庚、接受政府及各社团之委托,拟具开发康藏之计划。

辛、其他属于沟通汉藏工作之诸事宜。

不难看出,康藏研究社的建立主要图谋以下四项工作,一是繁荣康藏研究;二是建起一座沟通康藏的友好、团结和睦的桥梁;三是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宁和国家的统一;四是共谋康藏地区的社会发展之计。这在当时蒋介石背信弃义、发起内战的局势下,任先生仍关注康藏发展,关注边疆安宁的崇高境界,更是难能可贵。       

(二)聚集人才:在任先生的多方努力下,康藏研究社社员发展到130多人, 其中不乏国内外著名学者和汉藏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如蒙文通、冯汉骥、顾颉刚、张怡茹、马长寿、祝维汉、郭和卿、黄奋生、刘立千等;汉藏等社会知名人士如胡子昂、法尊、谢国安、卢子鹤、邵明权、马鹤天、格桑悦西、邦达多吉、 夏格刀登、麻翁倾真、刘家驹、桑登、王光壁、何伯康等。上述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加入,真可谓人才济济,无疑对康藏研究社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三)《康藏研究月刊》:从1946年10月30日至1949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 为了办好杂志,任先生更是呕心沥血。一是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多方筹集印刷出版经费,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来支持月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二是为了征集稿件、编辑、校对文稿,联系印刷出版和发行工作,先生常常自昏至晨、亡命操劳,四处奔波。三是以身作则,自己撰写了不少文章。在任先生的论文中,《西藏四大圣湖补注》、《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隋唐之女国》、《扎什伦布寺小志补注》、《多康的自然区划》、《黄河入川与俄洛界务》、《德格土司世谱》、《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西藏问题的历程及现状》、《三种译文康藏地图说略》、 《西藏辖县探索》、《谈西藏近事两则》、《四川十六区民族之分布》、《天全土司世系考》、《检讨最近之藏局》、《悼罗哲青措》等文章都是在《康藏研究月刊》上刊发的。《康藏研究月刊》从1946年10月30日首期出版发行,至1949年初,在任先生的苦心经营下,一共出版发行了29期。由于任先生的得力助手、藏族爱妻罗哲青措因病不幸与世长辞,无论是对先生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损失,以及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巨大创伤,都是巨大的,加之由于当时社会极端混乱等因素, 康藏研究社被迫停止活动,《康藏研究月刊》也随之停办。现在看来,康藏研究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不仅在学术上对康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在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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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以致用,图康藏社会进步与发展

任先生对康藏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著书立说方面,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力图去解决康区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维护康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关于这点,大致可以划分出两个时段,一是以任先生首次入康的1929年算起,至1950年3月康区解放前夕;二是1950年3月康区解放至1989年先生仙逝为止。在两个时段中,先生所作的实事都比较多,在此不可能一一详叙,只可能各例举一二说明之。

(一)关于《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

1929年初,任先生首次入康,这是任先生后来涉足康藏研究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任先生早年毕业于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北京农业专门学堂)农学专业。1928年四川军阀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十分重视川边的开发,于是广招资才,以求图治。任先生在刘文辉属下胡子昂先生的极力举荐下,委以边务视察员的身份,并配备了助手和少量经费,于1929年初夏,踏上了首次川边考察之行的漫漫旅程。此次考察历时1年多,共计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乾宁、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巴塘、雅江11县,他充分利用自己乡村建设、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方面的专业特长。每走一县,都写出1份调查报告,报告内容主要为该县概况和农业经济状况,包括农作物的种类、产量,当地土地、气候、海拔、地形等与农业有关方面的详细情况。当时,康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多为骑马或步行,加之气候恶劣,一路餐风露宿,旅途劳顿,同时还要防止土匪的抢劫。但先生将这一切置之度外,一心扑在调查研究上。“每到一处,登高必履其颠”进行认真的考察测绘。晚上顾不得白天旅途疲劳,撑灯整理笔记至深夜。《康区十一县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先生每写好一县的考察报告,就让胡子昂先生转寄给当时住在夹江的刘文辉,刘文辉对先生的报告大加赞赏:“任的报告我无论如何都细读阅之。”任先生的《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后在《边政》(二、三期)上连载。该报告在康区后来的农业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解放后,先生于1956年撰成的《川康农业区划意见》(内部印行),有许多真知灼见都得益于《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

(二)发起牧站联运,废除压在康藏民众身上的繁重“乌拉”差役

“乌拉”差役形成自元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川藏交通要道的康区的“乌拉”日益繁重。清末民国以来,不少志士仁人,为了减轻藏族民众沉重的“乌拉”负担,解除乌拉积弊给藏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大声疾呼,敦促统治者进行“乌拉”改良。从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时起至刘文辉经营川边时止,曾多次制定和修改乌拉章程, 企图改变当时的乌拉积弊。然而,却事与愿违,康区的乌拉徭役不但未得到减轻, 反而愈演愈烈。1937年3月10日,在西康省委员会举行的“西康差徭会议”上, 由任先生为主要发起人,亲自草拟了《建议设立公运局办理牧站联运以期永废乌拉以纾民困而利交通案》,该文案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主张以一种崭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一站联运,从而取代旧乌拉制度,以达到振兴康区交通,减轻康区藏族民众不堪承受的痛苦之目的。这个提案,在会上,就“民情公运,两无所损”之原则进行公议后形成了决议。其决议在西康建省委员会《呈行营原电全文》中表述如下:“目前西康公路,一时尚难完成,而乌拉疲困,交通阻滞,除立即开办牧运公司外,实无更好办法足救眉急。当议决由交通农牧两部门,共拔经费八万元,作为官股,成立公司筹备处。一面招募商股,先行试办康定至甘孜一段牧站替运事宜。一侯募足三十万元,再行依照原拟业务计划,推展牧运路线于全康各地。”任先生不仅为争取牧站联运、废除乌拉而奋笔直书,并且义无反顾地亲自投入该项工作的实施之中。尽管由于“牲畜购买疏虞,素质不佳”,“饲养员不得其道”,“毫无医药设备”,“人事稽核难同”,“窃失”等原因,以及“外部舆论多方非难,业务寡助”,“环境之傕迫,实事之教训”等,牧站联运仅开办两个月就搁浅。但不能不说这是任先生的一次与传统积弊的争抗的精神,也表现出一位爱国学者痛惜民生的一片真情。

(三)为和平解放西藏,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

1950年春,成都解放,我党我军正着手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得知任先生多年从事康藏研究,不仅深黯康藏问题,而且曾从事康藏地图的绘制,其特长十分突出,加之他兼具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求实、执着的优良品质,决定委以他重任,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在以贺龙司令员为首的西南军政领导与任先生的会见座谈中,他尽其所知,向首长汇报西藏社会的历史与现况;评述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施政之得失;介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及进军西藏应注意的问题;在谈到解放军进军路线时,任先生更是侃侃而谈,向首长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会后,贺龙司令员即决定让任先生立即组织班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十八军进藏路线图绘制任务。先生以饱满的热情,带领原四川测绘局的40多位专业人员,连续奋战18个昼夜,在原十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的基础上,赶绘了以十八军进藏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康藏全图,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康藏情结,真情有佳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任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所挚爱的康藏及其他方面研究工作,报国之心一直没有泯灭,康藏之情依然深深藏在心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与其他学者一样,积蓄多年的报国之情又重新焕发。1977年,他驾轻就熟地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及长期在康藏地区考察的田野经验,撰写了《青藏高原采金刍议》和《四川黄金开发史》,以响应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先生此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嘉奖, 被国家黄金管理局特聘为黄金顾问,王震同志亲笔写信给先生,赞扬和肯定他学以致用,为开发青藏高原黄金资源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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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先生手稿

先生对康藏事业的挚爱还充分体现在一些看似极为平常的事例之中。记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先生仙逝前,我有幸多次与先生见面,聆听他的教悔。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康藏地方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不利,如果实施“塑料农业”技术,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状况。当时由于我年轻,知识贫乏,不仅对“塑料农业”一无所知,更是体会不到先生对高原的一往情深之情和超前的真知灼见。直到后来,“地膜复盖”技术和 “大棚”技术已在各地广泛推广后,我才恍然大悟。先生对后学总是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厚爱,先生常常勉励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多作贡献。记得1978年,先生重操墨宝,将自己七十三岁时自作的一首诗馈赠于我,诗云:

"乡音无改鬓毛衰,七三光阴去苦心;朝从封建山头出,暮在马列国畔行。新受真经能立儒,旧遗故纸合覆蔽;乐山乐水皆自得,毋意毋必应谨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盛世修志在全国开展,由于先生对康藏史地和民族文化的深厚功底和造诣,甘孜州许多县的地方志工作者,都到成都拜见任先生,他总是在百忙中,不分亲疏,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凡有书信求教,尽其所为。先生当时虽已是九十多高龄的老寿星了,但他对于康藏地区的大凡小事,总是热情满怀,关照备至。从1929年首次入康时所燃起的康藏情怀之火,随着岁月的流失,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旺盛。

1989年3月30日,先生以他那一生笔耕不缀,奋斗不已的壮怀,走完了他人生的96个里程。时至今时,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个年头。在他的一生中,以他的睿智和执着,为现代康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我国涉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了许多实质性的贡献。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学术风范,仍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和借鉴;他为人师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青松挺直的高尚品格和乐观主义精神,今天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作者:杨嘉铭,西南民族大学教授,2009年8月。

任乃强小传  

任乃强先生(1894—1989年),字筱庄,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农经学家。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社科院研究员,在藏学、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古籍整理,以及农经、教育、文艺、民俗、测绘、交通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的成就,尤其在康藏研究与西南史地研究方面建树卓越,蜚声国内外,被誉为中国“康藏研究的开创者”、“格萨尔研究的奠基人”和 “地理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任乃强一生经历丰富,他亲身参与过“五四”运动、四川地方自治与教育改革、西康建省、解放西藏和涉藏地区开发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活动,并在其中发挥过特殊的作用,做出过鲜为人知的贡献,体现了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知识报国的不懈追求。他博学多闻,视野开阔,独树一帜,其治学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深入的田野考察为基础,由农学而地学,而史学,而藏学,而民族学,穿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提出众多的创说;他一生极富传奇,不仅是著作等身的一代学术大师,而且涉猎广泛,曾办学校、创刊物,写小说、编戏剧、画漫画、绘地图、勘公路、刻皮影、探黄金,以鲜有的才华和众多的建树,被称为学术界的“多宝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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