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在藏王松赞干布（629-650）时期，创造了藏文楷书。此后，从公元七至九世纪便开始了藏地的人佛教经典籍整理翻译汇辑编目工作，经历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755-780）、赤德松赞（804-815）、赤祖德赞（815-836）四大赞普。到公元八世纪后期，赞普赤祖德赞兴建桑耶寺，剃度藏族人出家，建立僧伽，从汉地、印度等地礼请汉印僧，与吐蕃本土的译师一起组成翻译队伍，设立译经场，把散存在各地的文献加以汇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编写，并汇辑成经典，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藏语体系。译师们把保存在登迦宫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登迦目录》；把存放在钦普宫的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钦普目录》；此后，又将旁塘宫里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旁塘目录》。三次编目形成了藏文早期的三大目录。这是结集藏文佛典的开始。尽管吐蕃王朝时期藏文档案和书籍的翻译整理编目是比较全面的，目录与图书分类也是很科学的，但由于条件所限还未刻印出完整的《大藏经》。

    公元十三世纪时，翻译佛教经论工作基本完成，此对西藏藏文经论的汇集起了促进作用。这时还没有专门从事印刷工艺的机构，而大量的经典和文集都以手抄本流传，其中有一些是用金汁、银汁书写的。印刷术是公元十四世纪末开始形成。据相关资料记载，公元1285（元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达玛巴拉、释教都总统合台萨里（维吾尔人）、都统托因、国师叶辇、佛日光教大师庆吉祥等藏、汉、印度、北庭名僧用梵文原本对勘藏汉文佛教大藏经经典。历时3年，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目》。当时所用的藏文经典目录，称“西蕃大教目录”即萨迦派所编佛经目录。公元1312年，元仁宗皇帝邀请那塘寺的降央到北京传教，返藏后，那塘巴降央献给其老师觉丹热白热智（部分《律经》经典和内地带来的汉地墨、纸等。之后不久，觉丹热白热智率卫巴洛萨雄秋益西、译师索朗威色、江若祥秋崩等人收集了当时卫藏地区能收集的所有佛说经典。按内容将经、续、律等分类；按编者分为两大部分：佛语部，即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为《甘珠尔》：论疏部，是佛家弟子对释迦牟尼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为《丹珠尔》，抄写成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存放在那塘寺，称之为“那塘版《大藏经》”本。它的开印开创了藏传佛教佛学经典系统全面汇编的先河。后来，公元1348年，由察巴贡嘎多杰以那塘版《甘珠尔》为母本，参照异本，用金银汁书写成一套《甘珠尔》，写成后由布顿大师担任校订并编写此《甘珠尔》目录，世称蔡巴《甘珠尔》本。公元1431年，江孜法王绕丹贡松以那塘《甘珠尔》为母本，用金汁书写了又一部完整的《甘珠尔》，由土杰巴校对并编写其目录，通称为“江孜厅邦玛”本。此后，由宣粗释迦坚参、噶玛巴却扎嘉措等人，以蔡巴《甘珠尔》为母本，经过编纂、注释形成全套《甘珠尔》，通称“卫青巴当泽《甘珠尔》本”。这些《甘珠尔》虽不是刻印版，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甘珠尔》版本，成为了后世刊印版之范本。这一时期历代高僧大德和学者们互动，对藏文大藏经整理汇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木刻印刷的技术在藏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起来，迄今为止发现的由珠青•乌金巴所著《时轮注释》印本是最古老、较完美的木刻印刷板，时后《宗喀巴文集》、《萨迦五祖文集》等著作和法本陆续刻版印刷。
     藏文第一版完整的《甘珠尔》木刻印刷版，是在汉地刊印的南京永乐版和北京万历版，其版本早已毁损无存，印本也极少流传。藏族自己刻印的《甘珠尔》版本是丽江版《甘珠尔》。丽江版《甘珠尔》是南京永乐版和北京万历版藏文《甘珠尔》刻版印刷后在藏区首次刊印的藏文《甘珠尔》版本。也是至今遐迩闻名的德格版《甘珠尔》的蓝本。1603年藏巴汗彭措朗杰应邀噶举派黑、红帽系两位活佛举行数万僧众的噶举大法愿会，木增土司特派专人供养。此时第九世噶玛巴•旺修多杰发起要在藏区刻制藏文《甘珠尔》的倡议，不久噶玛巴圆寂。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修（1584-－1630奉上师遵嘱，鼓励动员丽江府土司木增（1598-1646 藏名噶玛弥旁索郎饶丹刻制藏文《甘珠尔》。木增土司遵奉红帽系活佛指示， 1609年邀请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修、第五世司徒却吉坚参和噶玛伦珠到云南丽江府主持编纂、校勘《甘珠尔》。三位活佛从西藏迎请的曾由宣粗释迦坚参、噶玛巴却扎嘉措、噶玛巴弥觉多杰、红帽系活佛却吉扎巴以及桂译师宣鲁巴等人多次校定后收藏在西藏古堡钦巴达孜的蔡巴《甘珠尔》为主要底本，续部类与《达龙续部》相对照，而校勘时仍用未经校定的经典作参照校勘刻印，于1614年由红帽系活佛却吉旺修编写成《甘珠尔成板作业如意宝镜》，1621年8月份刻竣。这是藏区首次雕版印刷的藏文《甘珠尔》。因为刻版的地点在丽江，所以叫丽江版《甘珠尔》。
     司徒却吉炯乃于公元1729年，依照德格土司丹巴次仁旨意，刻印了留存于今的德格版《甘珠尔》，并编写了《雪域声明引之•无数佛经刻成印版之愿•善言催开智者意悦白莲之月光少年藤》（《甘珠尔•总目录》）据该目录中记载：“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云南丽江府丽江版《甘珠尔》请第六世噶举派红帽系和第五世司徒前来丽江主持编纂、刻印，至明泰昌元年（1620）刻竣，共用12年之久。丽江府刻成，故最初称为丽江版《甘珠尔》，这套甘珠尔共计有109帙。丽江版《甘珠尔目录佛陀喜悦之音》、丽江版《甘珠尔成板作业如意宝镜》由噶举派活佛却吉旺修编纂而成。此版《甘珠尔》，由却吉旺修活佛等通过全面的收集、整理、比勘后统一版式，在版本、文献方面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较大，但编篡大藏经是一项艰巨繁重工程，寓意深奥，仍还存在审读力量不足，个别章节不一致，字句错漏，顺序倒置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编篡过程中力求通过努力发掘，全面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与洛宗《甘珠尔》等比勘，分类排列，并加以标点句读，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收编佛经种类最完备、最符合藏文文法规则，最权威的《甘珠尔》。”
     由此可以得知丽江版《甘珠尔》始刻于明万历三十六年，而完成于明泰昌元年。丽江版《甘珠尔目录》中记载：“如今雪域的所有《甘珠尔》经函的多数，如一些大智者之言虽依此《甘珠尔》为标准，然一些学者亦提出异议等求庛之语，然而不能依何而解说，皆以此噶玛噶举之无上修行传承所传承之教赐作为主要标准。故今《甘珠尔》之母本虽多，然此时依写造者而命名之蔡巴《甘珠尔》更为殊胜，此版本历经宣鲁释迦坚参、噶玛红帽、黑帽历代法王及其他智者在圣土修订完善而成，系今至雪域诸版本中无与伦比的”等之说，由此可知，其母本为蔡巴《甘珠尔》写本，深受人们的重视非同一般。
     丽江版《甘珠尔》内容的分类和函数为：释迦牟尼说法时初转四谛法轮《四部律经》部13函，释迦牟尼说法中转无相法轮《般若经》部26函，释迦牟尼说法时后转分别法轮为主的其它法轮《经部》32函，释迦牟尼说法时后转分别法轮《华严经部》6函，释迦牟尼说法《宝积经》6函，释迦牟尼说法称为大密咒金刚乘或持明藏《四续部》24函，释迦牟尼说法咒集《释难无垢光》1函，加上其目录1函共109函，1000多种文，33784块印板，比德格版《甘珠尔》多几十块。各经函首用以花纹装饰，书名页的插图左右两边绘有七佛、各大声闻弟子，二圣六庄严、八大如来、八大菩萨、十六尊者、护法七尊者像。续部之自啊函至案函之书名页右边为大如来等五种姓佛，左边依次为五明妃。书名页右头书眉竖刻为此文藏文书名的汉译，如页正面“大圣信力增入印经一部第一上”，页背面“大圣信力增入印经一部第二上”汉字，相当有每种文的藏汉对照书名，这在其它藏区印版中几乎没有。通过丽江版《甘珠尔》得知，在那时期，纳西族与藏族的文化已经水乳交融，而且有更广泛的学术价值。除上述特色与德格版不同外，其它内容的排列、版式、函号、经题等与德格版大体一致。
    雕版印刷究竟在何处向来说法不一，有说：“1614年木增土司迎请噶举派大活佛到中甸县小中甸康司寺完成了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的编纂、刊刻工作。”相关藏文资料记载就在木氏土司衙署丽江军民府，具体地点应该是解脱林。在《徐霞客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与木增“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领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可知解脱林有个藏经的场所“藏经阁”，有关资料还记载，木公时代解脱林有雕版印刷的作坊，这恰好说明了印刷生产工作需要的裁纸、印刷、晾晒、装订、磨制烟墨以及管理人员用房和库房等在解脱林。可见依据已有的资料看，仍以丽江府附近解脱林为合于事实。
    如此雕版印刷大型的《甘珠尔》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依德格版《甘珠尔》为例：公元1730年2月3日，正式在德格更庆伦珠顶开始进行校对和雕刻工作。为了提高印版的质量，德格土司规定实行三级审校制度，即书法家们在纸上书写好的版文进行两校，以便及时修改错漏。然后经编审师们复审和终审后，方可交刻工雕刻。刻完后编审师们在清样上还要进行三校。版面改动较多的进行重刻，改动较少的进行补刻。规定的校次不准任意减少或改动。雕刻工作由噶玛班珠和次白总负责。经过60多名书写员、10名编审师、400余名刻工以及100多名杂工的艰苦劳动，浩繁的108函，33707叶（叶与页不同，叶是双面的，页是单面的），1108种文的（种指一部书内的分册）《甘珠尔》刻版工程于公元1734年完成。印版所用经费，折成茶叶共计7622包（每包约20公斤）。为此，从德格刻印《甘珠尔》工程来看，当时在丽江地区的雕版印刷业已形成较大规模，不仅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版材、磨墨、纸张制做技艺外，还有一批很好的藏文书法家和刻工等专业人才。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固始汗死后，其侄喀卓罗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和中甸等地方的总管时，发动了战乱。以达赖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前往平息判乱，到达丽江府，见到这一套丽江《甘珠尔》后，遂下令用骡马驮运，送至理塘寺存放。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理塘版了，或称为“丽江——理塘版《甘珠尔》”。此印版已毁于1908年战乱之中。西藏拉萨大昭寺内现今还珍藏着当年木增赠送的开印本一套，每一卷都用绸缎包成一包，每两包装成一木箱，木箱外面用金线缠绕，并用银锁锁好。这部《甘珠尔》已成为大昭寺的珍本，木增也由此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99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从大昭寺请了一套此印本的胶印本收藏，为藏文《大藏经》校勘使用。另外在四川理塘县境内找到一些民间流传的零卷及一些零散刻版。
    从上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雕版印刷来看，丽江当时就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精通藏文化知识的人才，公元十七世纪前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印刊组织机构——印书院。这不仅是在纳西族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且对藏区德格印经院、那塘寺印经院、卓尼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及拉卜楞寺印经院陆续创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纳西王木增刻印了丽江——理塘版《甘珠尔》印版以后，在藏区刻制《大藏经》之风顿起，地方豪酋挟势助长，发心劝募，礼聘高僧大德，缮刻《大藏经》以为功德。先后有卓尼土司玛索贡布杰出资刻印了卓尼版《甘珠尔》、《丹珠尔》，此版本现已毁；康熙、乾隆出资刻印了北京版《甘珠尔》，版本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德格土司却杰丹巴次仁出资刻印了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雕刻质量最好的藏文《大藏经》印版，现今仍然在开印传播；第司•桑杰嘉措和颇罗鼐•琐南道杰出资刻印了那塘《甘珠尔》、《丹珠尔》，此版本已毁；青海拉加寺活佛出资，刻制拉加版《甘珠尔》；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主持刻制拉萨版《甘珠尔》；昌都雅仓•洛桑贡秋和德格女土司德庆卓玛出资刻印昌都版《甘珠尔》版本今无存；丹曲丹巴主持刻制瓦拉版《甘珠尔》，版本今无存；国外版本有普拉卡版与库伦版《甘珠尔》两种，前者刻于不丹的夏都普拉卡，后者1920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刻造，版本今无存。
    据《德格土司传》记载：“德格土司第四代法王松吉登巴时完成雕刻梵文、梵文转写藏文、藏文三种合壁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此版2002年4月获准全国首批登录中国“档案遗产”之一，木质版共有555块，均为双面刻版，每一块经版长77.5cm 宽19cm,厚3cm,除去手柄10.5cm，净长67cm。绝大部分经版两头绘有释迦牟尼佛十二弘化等彩色图案）。由第二十四代俄尔堪布•松吉彭措（公元1649——1704）主持开光仪式并编写了目录。此书后记中记载“这部经书的刻版和印刷在德格地区尚属首次，愿雕版印刷佛法事业在此地兴旺发达……。”敦译师•却珠所著《藏文文法》（德格版）一书后记中记载：“此文法注释是学习藏文者不可缺少的一书，该书是由德格土司松吉登巴出资，于第十二饶迥的木猴年（公元1704年）4月在德格伦珠顶雕版印刷，愿饶盖众生！”又据《萨迦格言》（德格版）后记中也记载： “该书于第十二饶迥木鸡年（公元1705年），在德格伦珠顶由松吉登巴出资雕版印刷，发行雪域，愿佛法圣教在诸方弘扬光大，永远住世！”。此外，还有一些修法仪轨方面的法本也是在这个时期刻制的。由此可断定，德格印经院院藏印版历史只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703年前。早于建院时间26年。
   却杰•登巴泽仁执政期间（公元1729——1738）首先雕刻了《甘珠尔》印版。据德格版《甘珠尔总目录》记载：却杰•登巴泽仁52岁，公元1729年7月6日在伦朱顶开始筹备雕刻《甘珠尔》，任命八帮寺第一世司徒•却吉久勒（公元1700——1774）为编审师，开始筹划编辑工作。土司调集了辖区内的著名书法家、刻工、画师以及一大批青年僧人，以师代徒的方式让他们学习书法和雕版印刷技术。在7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中，由司徒•却吉久勒、罗萨翁波、噶玛巴珠和克追•扎西翁珠等人搜集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时开始编写的《旁塘目录》、《秦浦目录》和《登迦目录》以及《那塘甘珠尔》、《蔡巴甘珠尔》的手抄本及《丽江——理塘甘珠尔》版本等当时藏区能找到的典籍和目录作为参考。
    公元1730年2月3日，正式在伦珠顶开始进行校对和雕刻工作。为了提高印版的质量，土司规定实行三级审校制度，即书法家们负责对写好的版文进行两校，以便及时修改错漏。然后经编审师们复审和终审后，方可交刻工雕刻。刻完后编审师们在清样上还要进行三校。版面改动较多的进行重刻，改动较少的进行补刻。规定的校次不准任意减少或改动。雕刻工作由噶玛班珠和次白总负责。经过60多名书写员、10名编审师、400余名刻工以及100多名杂工的艰苦劳动，浩繁的《甘珠尔》刻版工程于在公元1734年完成。印版所用经费，折成茶叶共计7622包（每包约20公斤）。
    雕刻完《甘珠尔》印版后，继续雕刻了《萨迦五祖文集》，《佛教源流》和修法仪轨等各种单行本文献60多函。并开始刻制了《丹珠尔》。据有关资料记载，《萨迦五祖文集》是在俄尔堪布•扎西伦珠的大力支持下，搜集了噶•阿尼当巴所编的《萨迦五祖文集》以及龚垭和更庆等寺庙保存的六种不同版本对照校勘，以晓达桑林寺保存的《萨迦五祖文集》为底本，由木桑银巴嘉措为编审师，于公元1734年4月25日始刻，公元1736年完成。各工种所用经费折成茶叶共计1013包（每包约10公斤）。
    却杰•登巴泽仁逝世后，于公元1739年其子贡噶程勒嘉措组织人力继续雕刻《丹珠尔》，并聘请邓柯地方的萨迦派名僧徐钦•赤称仁钦（公元1697——1774）为总编审师，古如扎西、阿多和赤称饶登3位为负责雕刻的总管。前后搜集了星巴达则、夏鲁寺及司徒•却吉久勒所编篡的《丹珠尔》。由徐钦•赤称仁钦、木桑•欧金扎西、西饶丹增等10名校审师认真勘校，500余名刻工努力雕刻，终于1742年竣工。所用经费折成茶叶共计13746包（每包约20公斤）。
     这个时期雕刻的印版还有：《摩尼文集》、《西藏王统世系明鉴》、《佛教史大宝藏论》、《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玛尔巴和米拉日巴传》、《诗镜注释旦智意饰》、《四部医典注释•蓝琉璃》、《补充秘诀医典一百三十三章——补遗》、《白琉璃》、《历算经典——除锈》、《白琉璃论疑二百零八条》、《道果丛书》、《黑白花十万龙经》、《了仪契经》、《贤劫经》、《般若经》以及部分著名译师的传记等50多函。
  第十四代土司洛珠坚参执政期间组织刻制了《隆钦七藏》、《宇妥•医学十八支论》、《医决精要•千万猞猁》、《医学秘诀》和《医学精要集》等10余函。
     第十六代土司萨旺•德噶松布执政期间，由次旺拉姆资助刻制了《旧十万续部》、《晋林文集》、《隆钦精义四支》、《俄尔钦文集》和《衮伦文集》等40余函。  
    第十九代土司当泽登比多吉执政期间，完成了《宗喀巴文集》、《达博文集》、《妥美文集》、《道果阐释》、《续部总集》等60余函。据现有资料记载，《续部全集》是由洛德旺波在德格县境宗萨寺开始搜集有关经典，由拉桑•登比坚参、降拥勒比洛珠、根曲坚参和却吉坚参为编审师，书写员土登勒协松波、喇嘛•昂翁却增和宗达•克追嘉措写完版文后，于公元1887——1892年间在宗萨寺雕刻完成。由总篡者洛德旺波和东岗•赤钦仁宝切进行了再次编审并由东岗•仁宝切编写了目录。此版不久被搬迁到德格印经院保存并印刷。第二十二代土司拉色次旺邓都执政期间雕刻了《米旁文集》和《木雅•贡索文集》等文献30余函。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德格印经院一边在维修，同时也着手对残缺印版和珍贵文献手秒本刻制工作。从80年代初至1999年3月止，已补刻和新刻印版43600多块。新刻制的文献版本主要有《伏藏宝库》全套、《米旁智者入门》、噶玛巴•米觉多吉所著《俱舍论注释》2部和《入中观论解说》1部、巴窝•祖拉成瓦所著《入菩萨行论注释》、《夏扎扎西坚参文集》等。
    “伏藏”是地下掘出的佛教经文，莲花生等人曾传播时机未到不宜宣示，故将密宗经典埋藏于山岩、水边以及森林等处，嘱托空行母暂为守护待将因缘成熟时发掘。其后由伏藏师们发掘整理转为文字的极密经文。《伏藏宝库》属此类经典。由贡珠•云丹嘉措（公元1813——1890）收集、汇编称之为“伏藏宝库”。此书原有两种木刻版，第一种是由八帮寺活佛弯珠•噶玛珠居丹增主持，德格第二十代土司青麦打比多吉等人资助，由拉桑•登比坚参担任编审师，于公元1876年，在八帮寺雕刻，并在八帮寺印经院保存与印刷。第二种是公元1909——1912年，由西藏楚普寺以八帮寺版本为蓝本复刻。第十五世噶玛巴•卡恰多吉（公元1871—1922）主持并编写《伏藏宝库总目录》。以上两种版本各有经典62函，现已失传。于1988年由四川省民研所以八帮版本复印了200多套。此书对研究藏族史、特别是研究藏传佛教显密教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德格印经院现存印版
      德格印经院现存印版可分为书版和画版两大类。根据传统的分类法可分为六大类：1、甘珠尔类；2、丹珠尔类；3文集类；4、丛书类；5、综合类；6、大藏经单行本。载止公元1999年为止，印版总藏量为近28万块（详见此总目录）
      德格印经院现存画版中具有代表性的唐卡画版有：《罗汉图》23幅、《释迦牟尼佛神变祈愿图》15幅、《格萨尔王调伏妖魔鬼怪图》8幅、《释迦牟尼佛十二弘化图》9副、《藏传佛教八派修道教理图》9幅、《俄尔派坛城图》7幅、《莲花生大师的八种神号图》、《十六罗汉图》、《六长寿图》、《发掘师传图》等各2幅、《三十五尊毗卢遮那如来图》、《毗卢遮那修法图》、《忏悔所向三十五佛图》、《佛陀师承图》、《长寿拓尊图》、《狮面空行母图》、《空行母佛土图》、《汤东嘉布图》、《宗萨•绛央钦则图》、《极乐世界图》、《皈依解说图》、《萨班•贡噶坚参图》、《四兽和睦图》、《药师八如来图》、《》《绛央洛德旺波图》、《文殊菩萨图》、《燃灯佛图》、《二十五君臣图》、《不动金刚佛图》、《不空羂索观世音图》，《格萨尔王图》、《喜金刚图》、《八尊宝帐怙主图》、《喜金刚师承图》、《大威德金刚图》、《救八难度母图》、《绿度母图》、《白度母图》、《大威力明王图》、《莲花生大师图》、《千手千眼观世音图》、《四臂观世音图》、《大白伞盖图》、《金刚手大势至菩萨图》、《金刚萨埵图》以及密宗本尊坛城、风马、风俗和装饰等内容的画版。还有《伏藏宝库》中的小图片，这些图片是专门用作密宗本尊灌顶仪轨时所需的各种神、坛城、八祥瑞等图片，每块画版长75cm，宽15.5cm，在每块板上刻制长为12cm，宽为10.5的5幅小图片，只有个别在每块印版上刻制有3幅或4幅。共有小图片3385幅。德格印经院所藏画版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浓墨色彩且清新典雅。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局限于大地、海洋、时间的约束。颇能代表西藏不同画派的特色，而且更能代表十八世纪以来西康地区所形成的不同画派的风格。
德格印经院壁画与雕塑
       壁画是德格印经院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壁画主要分布在大、小经堂内和大、小经堂外部墙壁上方。此外，在进门廊道左右和顶部，以及藏经库中的部分墙壁上也绘制有少量壁画。壁画总面积大约为950万平方米，其中有95%的壁画为旧作。在众多的壁画中，除藏经库中1幅《绿度母》壁画为早期“门”派作品外，其余均为“噶玛噶则”画派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康区“噶玛噶则”画派的最高艺术成就和风格特点，同时也使该画派成为早期画保存较完整的地方之一。德格印经院壁画精品主要保存于大、小经堂内。小经堂下层壁画《佛本生故事》，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传说故事，画面以浮云、流水、树丛、山石为间隔，每个画面都是一则独立完整的故事。其次，在小经堂左侧还绘制有1幅精美绝伦的《怙主》壁画，是该经堂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壁画，可以断定，这幅壁画出自于当时德格地区的大手笔。上层绘制印度84位大成就者，其人物造型既不失法度又具想象力，形象生动，手法夸张。大经堂下层仍然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为主尊，在中心画面周围绘制了1000尊小佛像，同时还分别绘制三世佛以及八大菩萨和十方诸佛，四周分别绘制取自《如意藤》一书中的佛教故事，上层绘有《金刚持》。纵观德格印经院壁画，整体气势宏大，构图和谐、自然、色彩艳丽，强烈明快，加之主体画面有大面积着金，而使整个壁画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德格印经院的雕塑主要是表现佛、菩萨、罗汉、护法神、历代高僧和历史人物的泥塑像，分别安置在大、小经堂之内。在大经堂内共有塑像14尊，经堂正面以主尊释迦牟尼佛居中，两侧分别为金刚持、四臂观世音、无量光佛、莲花生、文殊菩萨、绿度母；右面为宗喀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隆钦让绛巴；左面为米拉日巴、汤东甲布、司徒•却吉久勒和却杰•登巴泽仁。
    小经堂内的泥塑像较大经堂不仅数量多，而且特色突出。小经堂泥塑像共61尊：释迦牟尼佛及其二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萨迦派重要支系俄尔派创始人俄钦•贡嘎松波、度母、四大天王。此外，便是四个系列组合的塑像，分别是莲花生大师系列、护法神系列、罗汉系列和释迦牟尼佛及随行弟子系列。在莲花生大师塑像系列中，莲花生大师左右两侧有康卓•益西措加和拉姜•明达然二妃，莲花生大师八种神号，这一系列共11尊。在护法神系列中，一部分护法神系藏传佛教共尊的护法神，一部分则系萨迦派护法神共15尊。在罗汉系列中，共塑18尊罗汉像。在释迦牟尼及八大随行弟子（又称八大菩萨）系列中，分别塑有文殊菩萨、金刚持、观世音、地藏王、除盖障、虚空藏、弥勒佛和普贤共8尊。上述四个系列组合的泥塑像特色鲜明，充分显示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技艺。
德格印经院刻版印刷术
       德格印经院库藏木刻版分为书版和画版，均是以凸线为主构成白多于黑的复制木刻，版材皆采用致密坚硬的桦木。书版，两面刻制，有手柄，便于执持，刀功深沉稳健，字迹清晰，文字秀丽，均采取横书右行，成长条形活页，便于翻页诵读。珍贵的经典著作，函首页的书名以画纹或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书版的规格按其版心边框的横长与纵宽，尺寸可以分为特长、长、短、中四种。特长者80公分以上，主要是为供养用；最常见的是60至70公分长，称为箭杆本；中等的40公分左右长，称为一肘本；短者25公分左右长，称为短小本。各种印版纵宽约5至7公分，厚约3公分。每一套书的印版都是一致的，多者一套书有几百块，少者有100多块以上，每块的正面左边版头上标有函号和页码。背面左边版头上标有部别，相当于书眉。
    画版大的高100余公分，宽70余公分，小的高80公分，宽60余公分，最小的高20公分左右，宽15公分左右，均厚约4公分左右。大部分画版为一面。多者一套佛画几十块画版，少者一块一套。其题材多为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佛降生世前所经历事迹；有佛经故事即释迦牟尼佛降生为净梵王太子以至成佛的一些事迹；有经变故事即佛经故事的形象描绘；有藏传佛教密乘百部本尊的各种金刚造像；有藏族史诗中格萨尔王调伏妖魔鬼怪；有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有民族风俗画；也有部分天文、医学等实用教材画等。其刻画艺术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构图丰满完整，画面生动灵活，刻工精细，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局限于大地、海洋以及时间的约束，颇能代表近代以来藏区所形成的不同画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