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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甘孜日报 责编:泽旦卓玛 发布时间:11-15

藏地八千里 曾经神往是新都桥

作者深入藏区腹地,行游前藏与后藏,挑战极限路程,完美丈量青藏、川藏线。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质朴文字记录中的心灵洗礼;视觉盛宴,大美无言,原生态画面冲击你的审美极限。 《藏地八千里》展现藏地的另一面,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徐杉 文

穿过五公里长的二郎山隧道,就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下的泸定县。这里是进入藏区的第一个地理分界线,景色与潮湿多雾的四川盆地迥然不同:碧空如蓝,阳光灿烂,山峦起伏,水流奔腾,干燥而又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牧草的清香。再往前四十多公里,就到达州府所在地康定城。

康定,藏语叫“达者都”,意为“三山相峙、两水交汇的地方”。古属牦牛国疆域。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在此铸箭,因称“打箭炉”或“炉城”。唐宋属吐蕃。清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改设康定府。1939年建西康省,简称康,为中华民国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二十二省之一,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辖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首府即在康定。五年后,西康自治区建制取消,康定划归四川省。

这是一座因茶马互市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在清末,这里已有几十家以茶为主要贸易品的锅庄。这是一座因《康定情歌》而声名远扬的城市。在这浪漫之地,随处可见彪悍粗犷的康巴汉子,一个个身着宽大的藏袍,足蹬牛皮长筒靴,头上盘着夹有红丝线的粗大辫子,不时策马从你身边经过,像极了古代的骑士。

康定城藏汉杂居,汉藏文化于此交融,不可分割。不少藏民喜欢穿汉服,麻辣川菜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而当地汉族也喜欢喝酥油茶,佩戴鲜艳的藏族饰品。

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折多山上下四周,山顶河谷到处飘扬着五色经幡,或者印以文字,或者绘以图案。经幡五色,依次是蓝、白、红、绿、黄,蓝色象征蓝天,白色象征白云,红色象征火焰,绿色象征绿水,黄色象征大地。五种颜色代表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尤其敏感,故企盼大自然风调雨顺,人间太平幸福。佛教慰藉了他们的灵魂,经幡寄托了他们的希望。

离开康定城,汽车一路盘山而上,翻越海拔4218米的折多山。这是又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翻过这里,才算真正跨入了青藏高原东部台阶。当地人习称折多山为“炉关”,称山之东、山之西为“关内”、“关外”。折东关内藏汉杂居,商贸集中,文化多元,地理景观多为高山峡谷;关外则以藏族为主,以畜牧为业,高原草场绵延不绝,牛羊成群。

翻越折多山不久,就到达海拔3300多米的新都桥镇。新都桥位于河谷地带,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四季景色各异,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每年都有许多摄影爱好者远道而来。此时正值深秋,草色绿中带黄,从山顶到河谷渐次铺展开来。山坡上游动着星星点点的牦牛和山羊,起伏的山峦在天边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到黄昏,斜阳如水,把山川河谷染成一片金黄。溪流潺潺,泛着耀眼的光芒。山间和路旁,金黄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时有黄叶飘落,在地上洒上一层金色。成片的青稞也黄了,农夫们收割正忙,田间不时响起阵阵悠扬的歌声……

忽然,我被镇外一幢新建的藏家小旅店吸引——只见房前屋后开满了紫红、粉白的格桑花,以及硕大的粉红、深红的大丽菊,在阳光下娇艳欲滴,令人惊叹。走近才发现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花,不但如此,窗台、屋顶也是鲜花盛开。这些花,并不像在内地的苗圃中那般,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育苗、整枝、造型。它们天然自在,与野地里的茅草、山间的野花一样,当天寒地冻、风霜雨雪袭来时,便枯黄萎缩,生命似乎消失,可是一当春风掠过大地,它们就立刻复苏,充满野性地蓬勃生长。

男主人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这人颇为健谈,而他的名字更是让人过耳不忘:革命。他的妻子叫尼玛措。比丈夫小十六岁。说起妻子,革命很是得意,大剌剌地对我们说:“哦呀,没得办法,老牛就是喜欢吃嫩草!”小旅店多是妻子在打理。两个儿子,长得浓眉大眼,十分可爱,不停地吃零食,看样子自家小卖部的东西一半要被他们消耗掉。

黄昏时分,我坐在鲜花环绕的小院里,静静地看着晚霞映红远处山顶。山色由红转黄,再一点点淡下去,慢慢地蒙上一层蓝灰色;灰色渐渐转深,又一缕缕染上黑色,越来越深,直到浓重的夜色覆盖整个大地,星月升上天空。

我曾多次路过新都桥。每次过路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便是峨眉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孝法师。

通孝法师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21年2月出生于四川射洪一个诗礼传家的殷实大户,十四岁那年偷偷到峨眉山大坪净土禅院出家,其间家人几次上山苦苦相劝,但始终没有说服他返回家乡。1936年,他到新都宝光寺受戒,随即入宝光寺佛学院学习,毕业后到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深造。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秋,由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法师倡议,川军军阀刘湘等赞助兴办的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学府,课程以藏文、佛学为主,兼授历史、地理、法律、农业、伦理、卫生等学科。三年后,通孝法师考取公费入藏学僧,在拉萨哲蚌寺依止多吉活佛深研藏传佛教经典,经十余年苦学精修,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学位,其师亲赐藏名“多吉尚祖”。

通孝结束藏地的学习,即取道返回峨眉山。途经雅江县时,恰遇我十八军进藏。于是,精通藏汉语言的通孝主动为十八军做群众动员工作,劝告藏军放下武器。当地政府与部队首长见通孝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几番动员他还俗,为新中国作出更多的贡献。经过一番思索,通孝终于答应。几年后,他又调到康定。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通孝法师不幸受到冲击,蒙冤被关入位于新都桥的甘孜州监狱。

我曾采访过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入狱的人,无不满腔愤懑,怨声载道,唯有通孝总是嘿嘿一笑,说出家人到哪里都一样。有时他还会露出孩子般的俏皮,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如何为犯人争取权益,与看守积极配合管理等等。“犯人也是人,何况那个年代很多是受冤枉的好人!”末了他常会这样说一句。

2007年9月,通孝法师圆寂后不久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称是法师的狱友,想跟我谈谈与法师在狱中的往事。我如约前往,只见一位须发尽白的清瘦老人等候在那里。

“我是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功受奖。”老人一开口就表明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以表示自己与监狱里某些无赖之徒有本质区别。“我是个性格刚烈的人,凡事不肯低头。”他说,就因为这份倔强,他在监狱里受尽磨难,直到认识通孝法师。“后来通孝法师来送饭,他一边给我喂饭,一边循循善诱开导我,甚至给我清洗身上的污物……”倔强的老人说到这里,喉结有些颤抖。他不停地强调,是通孝法师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教他在逆境中学会了宽容与淡定。

当我问他在平反恢复工作后,是否曾设法营救通孝法师时,他摇摇头,说出一件更离奇的事。

那是通孝还在雅江为十八军做群众工作时的事情。有一天,通孝在牧场偶遇一个浑身泥土的放牛娃,遂停下脚招呼孩子走近,并替他灌顶。孩子家人对忽然而至的荣幸又惊又喜,不知所措。通孝说,这孩子将来必为大官,你们好好照顾他,最好让他读书。事后通孝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每天有许多事情要他处理——渐渐也就淡忘了。后来,法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而当年这位放牛娃,竟果然如法师所料,成为某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干部。他一直在打听通孝法师的下落,只因不知道法师的汉名和详细情况,所以始终如大海捞针,没有结果。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终于找到通孝法师。法师终于跨出监狱大门,当年的“放牛娃”将法师接到家里,献上了最隆重的礼遇。

1980年,通孝法师平反出狱,返回峨眉山。在他空空的行囊里,有一只小巧的酥油茶筒,凝聚着他对藏地几十年生活的感情。回到峨眉山后,他还时常打酥油茶喝,慢慢品咂,细细回味。峨眉山出产的上等绿茶全国闻名,但他对酥油茶就是情有独钟。一些新来的小和尚觉得味道好,但又不敢向法师讨要,于是便估摸着法师打酥油茶的时间借故上门,以便蹭酥油茶喝。通孝法师心知肚明,但就是不点穿。想到这里,我不由赞叹:多么慈悲豁达的法师!这样的心胸,也许正是眼前这天高地阔的高原赋予他的吧!随后他又在峨眉山闭关三年,并在闭关期间写下很多心得笔记。他的师兄通永老和尚一百一十岁在峨眉山圆寂,他的师弟通禅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

起风了,我赶紧起身回屋,却陡然发现,屋里充斥着塑料花、瓷砖、铝合金门窗等装饰。劣质的现代装饰材料与藏式传统石砌外表杂糅在一起,不伦不类,给人以强烈的不协调感,坐在屋里,竟让人有些不知身处何处的感觉。

回想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们走过新都桥。刚到这里,天色突变,豌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金黄的杨树叶漫天飘零,落在地上的,不时又被一阵旋风卷起,拉到空中,纷纷扬扬,如天女散花。草场上淋得湿漉漉的绵羊拥挤着回家,不惧风雨的牦牛却不肯挪步,在溪水里与主人周旋,牧民们不断地嘘着口哨,挥舞长鞭。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新都桥没有沥青公路,也没有外表漂亮的民居,但一切似乎与自然更为接近。如今乍一看似乎变化巨大,细细留心,却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为旅游而有意打造的。原有的文化内涵已退化为符号,看似漂亮热闹,实则空洞乏味,就像民居中的劣质现代装饰材料一样,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相比之下,我更怀念过去的新都桥,那时,她真不愧为“摄影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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