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锅庄的由来、发展和衰落
本文资料摘自《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950年以前，康定城有几十处藏族人民居住的大、小院坝，被群众称为“锅庄”。公认的有48家锅庄，这些锅庄曾在汉藏文化交流中产生过重大作用，是康定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
一、关于“锅庄”由来的几种传说
“侍贡”说。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土司锡拉扎巴克被藏番昌测集烈杀害了，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滚噶袭职，其子坚参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所差侍贡，名曰锅庄。”照此解释，锅庄则是明正土司下属土目派住康定的“侍贡”，其栖息之所，是为锅庄。
“古草”说。这是和“侍贡说”有直接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据是《清史稿》卷513“土司”条中叙述：明正土司辖有土百户48家。藏语“古草”即汉语“代表”之意，“古草”与“锅庄”谐音，因而“锅庄”应是土司下属的土百户所派代表在康定的住所。
“古曹”说。“古曹”是藏语贵族之意，“古曹”也与“锅庄”谐音，因此有人说“锅庄”即是当时明正土司属下的“贵族”在康定的住所。
“姑萨”说。“姑萨”藏语意为院坝，是指每一家锅庄都踞有一座院坝，因而得名。
“锅灶”说。有人认为，康定在没有设置明正土司之前，有名的藏商罗布藏波经常来往打箭炉经商营业，他们赶着驮载土特产品的牛群到康定以后，即用三个石头支锅熬茶，故谓锅庄即是“安锅置灶”之意。据说在凉山彝族居住的地区，也有同样的习俗和名称。
“客栈”说。清末，康区实行“改土归流”，有不少藏商经常赶着牲畜，运载着土特产品，来康定交换茶、盐、百货等。他们到康定后，都要住进自己常住的“锅庄”，并在锅庄内堆存货物，饲养牲畜，故而有不少人又把锅庄视同客栈。清末“改土归流”之后，康定新设了不少旅店、客栈，它们虽然也各有一座院坝，人们也习惯称之为“锅庄”，但它们确未被列入“48家锅庄”之内，因为在康定群众的心目中，它们同“48家锅庄”是有着严格区别的。
二、48家锅庄和明正土司的关系
在明正土司统治时期，康定曾流传着这样三句俚语：“主人是明正土司；管理人民的长官是瓦斯碉；喇嘛是金刚寺。”从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瓦斯碉锅庄和金刚寺是在明正土司属下负责管理民政和宗教事务的锅庄和寺庙。
同时，康定还流传有“弄密呷”（意为土司最亲信的五户人家）、“捏巴切波亦”（意为四户大管家）和“捏巴穷娃亦”（意为一般管家）这样一些根据权力大小不同的等级称谓。虽然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要经过金刚寺的喇嘛“打卦”来决定各自的职位，但“弄密呷”一般是指萨根过、效白措、贡觉娃、瓦斯碉和甲绒些五家锅庄；“捏巴切波亦”则是由效白措、贡觉娃、瓦期碉和甲绒些四家锅庄的主人担任；“捏巴穷娃亦”又主要由充布措、昌措、曲理巴巴和卡娃降措四家锅庄的主人担任；至于“捏巴”则由贾力、郎白莎、育卡娃和亦龚娃等锅庄主人担任。其余锅庄分别为土司承担某项专责。所以康定至今尚有不少老年人认为：瓦斯碉和甲绒些两家锅庄，历来就是明正土司的左右二辅，其中瓦斯碉是专门代表土司同大清皇帝打交道的。
据上瓦斯碉最后一代锅庄主人包文光说，他家的“包”姓就是大清皇帝赐予的。原因是他的祖先在辅佐明正土司期间，土司犯了杀头之罪，皇帝追问，其祖先即代土司承担罪责，并愿代受极刑。皇帝嘉其忠，特赐姓“包”，意思是包了明正土司所犯的罪过，又包了明正土司永远忠于清室皇帝，并因而封其后人永远辅佐明正土司，必要时甚至可以代行明正土司的职权。清帝还赏赐给四字金匾和一书画、古玩，特许他回家料理后事，约定三年后再到京伏法。其祖先在康定闲住三年后，即主动去京受刑。清帝将其首级在京示众，另用纯金雕塑一颗头颅，镶于尸上，运回康定，葬于北郊大地湾包家坟园。包文光小时曾看到他母亲在他家遭受大火焚烧之后还保存的御赐翡翠白菜和一幅画有马一幅画有麻雀的中堂画。
据下瓦斯碉最后一代锅庄主人彭土顿忆述：他家是负责给明正土司看守色多衙门三座寺庙和那里的土地房屋的，每天要保证供应三座寺庙的烧柴和用水。他本人九岁时就被派到明正土司家带小孩并负责给土司暖脚，经常挨打受气，不堪其苦，遂逃去德格牛场当放牛娃，直到三十几岁才回到康定。
据查，明正土司确实经常抽调各锅庄的妇女、儿童到其家中服役，供其驱使。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侍贡”二字中“侍”的意思。当然为土司服役决不只限于儿童和妇女，包括锅庄主人在内，也要对土司加以“侍”候。贾力锅庄的最后一代女主人贝却就说，她家的前代人就是负责为土司出行时打马伞的。还有部分锅庄分别负责为土司管理养猪、养羊、放牧、揉皮子等项工作。虽然实际上这些工作不一定由锅庄主人亲自去做，但他要负责管理操作这些工作的娃子，直接向土司负责。另据了解，48家锅庄中的部分锅庄，除了与明正土司有隶属关系外，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这是土司家族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手段。对于他们前几代人的婚姻关系，现在已无从查考，但从就近几代人之间婚姻状况，也可窥其一斑。如卡娃降措锅庄主人阿甲任钦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大小姐；甲绒些锅庄的女主人木秋云的母亲是明正土司的二小姐；上瓦斯碉锅庄主人包文光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姑娘，与木秋云是表姊妹；郎白莎锅庄的女主人包凤英是明正土司甲宜斋的女儿，又曾招赘高日锅庄最后一代主人赤称的舅舅格桑。其他如包包仁钦锅庄、充布锅庄、则然托马锅庄、则然约马锅庄、控达娃锅庄、昌措锅庄、曲里巴巴锅庄等，在最近几代，也都和明正土司家族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
三、48家锅庄同清政府的关系
据有关史书记载，48家锅庄大约都是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前后次第归附，并得到授职的。清政府还给他们发过印信、号纸，他们也都要分别向清政府缴纳一定的赋税。
还有一种传说是，康定的锅庄，是在清政府平定昌测集烈判乱后，将48名有功的军士头目，留居康定，各赏赐给院坝一处，并为之成立家室、隶属于明正宣慰使司。他们受命可以直接向四川巡抚、甚至向皇帝报告土司的忠顺情况，按照这些记载和传说，“侍贡”、“古草”、“姑萨”、“古曹”等说法，都各有一定的根据。
另有一种传说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世宗皇帝遣其弟果亲王允礼偕章嘉呼图克图赴泰宁（即乾宁）看望七世达赖，往来打箭炉，受到明正土司的接待。允礼与明正土司之女幺幺相爱，后生二子，遵照亲王命，将“果”字上下分开，长子承袭土司职位，姓甲，次子充任辅佐，姓木。
另有一种说法是，明正土司的祖先阿克旺嘉尔参于洪武初年随征明玉珍（在今重庆）有功，永乐五年授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土司锡拉扎巴克被害，乏嗣，由其妻滚噶袭职，五十六年（1717年）滚噶死，由嫁至（穆平）董卜土司家的女子桑结兼管明正土务。雍正三年（1725年）桑结死，由桑结之子董卜土司坚参达结兼理明正土司印务，十年，坚参达结死，由其子坚参德昌承袭明正土司职位。另查《清史稿》所载明正土司名字，在明代和清初如阿克旺嘉尔参、丹乍扎巴克、锡拉扎巴克、坚参德昌等都是蒙古人的名字。自乾隆以后，明正土司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甲”字，如征廓尔喀的甲木参诺尔布、领班到北京给嘉庆皇帝祝寿的甲木参沙加等。如果根据这些记载和传说，以及藏汉历来的通婚习俗（如不少锅庄后来都有了汉姓）等，则明正土司家族和48家锅庄还分别有着藏、蒙、满、汉四个民族的血缘关系。
锅庄对明正土司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和土司家族的关系，土司势力的兴衰，清廷对土司控制的严密程度，而不断有所倾向和变化。如清末改土归流后，阿娘巴巴的锅庄主人阿甲那绒作了康定中区的保正，取汉名张正荣；仲衣借的锅庄主安随堂，充布措的锅庄主人充宝林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团总，在成都办过藏文学校。甚至由于阿娘巴巴锅庄主人张正荣保正的告发，明正土司之弟甲老四竟被民国政府川边经略史尹昌衡正法等等。民国年间，随着土司制度及其封建势力的消亡，除几所明正土司家族特别亲近的锅庄外，其余锅庄大多是树倒猢狲散，急剧地和土司家族脱离了关系。
四、48家锅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民国以前，康定是藏汉居住的分界点，又是藏汉商品交换的门户。历代西藏政府对康定、乃至对整个康区早已垂慕。康熙三十九年，西藏地方政府支持昌测集烈谋杀明正土司锡拉扎巴克，民国初年策动康区土司、头人进行复辟。西藏地方政府涉足康区（康定）有这样三条途径：一、宗教信仰关系；二、商业流通关系；三、选派亲信到土司下属担任辅佐或上门女婿，进而加以控制。
在宗教方面，康区群众和藏、卫群众都共同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在明正土司属下，仅康定境内就有藏传佛教寺庙二十五座。其中格鲁派、宁玛派寺庙各十座，本波派、萨加派寺庙各两座，噶举派寺庙一座。明正土司与48家锅庄分别信仰上述各种教派。每年夏历四月初八，负责筹办跑马山转山会的卡娃降措锅庄，都要组织全城男女老幼跑马转山，并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前往转拜自己认定的寺庙和菩萨。在这些寺庙中，有的就是由西藏地方政府派人直接主持修建的。如格鲁派的安觉寺，就是由五世达赖洛桑嘉措选址、筹建并为之命名的。由于这块地皮是由萨根过锅庄捐献，因而五世和七世达赖都对萨根过锅庄有过较多的关照。如允许这家锅庄的经堂和佛像特别高大，并发给藏文文书号纸，免除他家对西藏政教双方应支的部分差徭等等。
西藏宗教界还通过装神弄鬼来加强对康定各界人士的愚弄。如西藏萨迦寺大喇嘛得悉三因措锅庄的女主人三因郎卡志玛在挤奶的劳动中淬然死去时，即在萨迦寺附近塑造了一尊左手提桶，右手作挤奶状的泥像，说她是被喇嘛收下的女鬼，还编造了一些神话传说，用以说明西藏的寺庙对康定锅庄人民握有生死予夺之权。
西藏宗教界还在康定的锅庄内培植了部分有一定宗教地位的活佛、堪布等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被授予较高的宗教学位（如格西），有的直接得到历届达赖喇嘛的赏识。如贡觉娃锅庄，一家先后出过六个活佛，其中三人受到达赖的特殊知遇，三人中的罗桑莎结还担任过西藏哲蚌寺的堪布；曲里巴巴锅庄的两个活佛，格桑云登任过达赖下属郎加扎仓曲本克木的堪布，登僧彭措任过吉卡克木的首席，等等。
锅庄子弟到西藏学经得到照顾。办法是先通过向三大寺上一定数量的布施，即可取得“倾则”学位，并据此得以免除一般扎巴所必须承担的繁重体力劳动，进而静心学习，很快取得“格西”学位。
在商业交流方面，康定是藏汉通商的中转和集散枢纽所在。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在康定没有设明正土司以前，西藏著名商人罗布藏波即经常来往打箭炉经商。英人古泊斯也曾于1869年谈及：“四川每年输入西藏的边茶约值六百万英磅，而以金、银、羊毛、皮张、药材作为交换手段。”西藏商人到康定后，必须要有住宿和堆存货物的地点，于是就和锅庄发生了主客关系。据群众传说，萨根过、郎伯莎等锅庄，不论在改土归流前或是以后，都和西藏贵族之间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往来，而不接待其他商人。
西藏地方政府拉拢明正土司的手段，除前所述外，在可能情况下，还为其派来“辅佐”，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据说效白措锅庄的“效白”二字，原是西藏噶厦政府对四大“噶伦”的称呼。效白锅庄之所以称为“效白”，就是西藏地方政府曾派来一个噶伦，长住在这所锅庄里，后来就给这个锅庄上门入赘，并担任了明正土司的辅佐，故而得名。
五、锅庄的发展和衰落
锅庄形成后不再是单纯的商业机构，它还兼作统治康定地区的明正土司的招待所。各地大小头人来拜见明正土司时，就住在锅庄内。据说康定锅庄原只有4家，即瓦斯碉包家锅庄、南门铁坎汪家锅庄、大园坝罗家锅庄、北门石门坎木家锅庄。这4家锅庄在当时均分担有明正土司的差务。自清代明正土司代表金沙江两岸的大小土司朝贡清帝以后，他的差务就逐渐繁忙起来。原有的4家锅庄已不能胜任这繁忙的差务了。同时藏汉贸易日益发达，于是由这4家锅庄发展为12家锅庄，共同分担明正土司的差务。以这个关系再延展下来，到清末民初，康定便有了48家锅庄。那时明正土司的名号被赵尔丰正式废除，锅庄也就不必为统治者服务了，便完全成为办理藏汉贸易的商业机构。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又派军征讨西藏，因此藏汉贸易受到很大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销藏茶包数量的减少。康定锅庄因此营业清淡而倒闭，有的空挂锅庄之名而无客商往来。但也另有少数新建的锅庄，据康定贸易公司调查，当时尚有35家锅庄之名，而实际营业并住有藏族客商的锅庄，据康定税务局1950年8月17日的调查，则只有25家。
康定锅庄虽均为藏族商人经营，但在藏汉杂居的康定，藏商多数用汉人姓名，并以其所取的汉人姓氏名其锅庄，如遇2个以上的同姓锅庄，便再于姓氏之上冠以地名，以资分别。另外，锅庄均各有藏名，藏族客商均以藏名称锅庄。例如木家锅庄的藏名为甲人色，南门白家锅庄的藏名为七义巴巴。
各家锅庄所住客商均相当固定，很少变动。一般是大客商住大锅庄。例如西藏拉萨三大富商之一的三都昌来到康定，只住天主教堂后街白家锅庄，不到别家去住。号称西康省涉藏地区资金最大的大金寺到康定首先住木家锅庄，客货多时，依次住南门白家锅庄和包家锅庄，不另到他处住宿。据说抗战后木家锅庄曾遭火灾，全部房屋被焚，无力重建。住在该锅庄的大金寺客人即捐助巨款，把被焚房屋全部重新修建，不要任何报酬和特权。据此可以说，锅庄和客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一般普通的商业往来关系可比。又听说抗战以前锅庄主人经济困难，急需钱用时，可以把常住的客商当作商品抵押给别的锅庄，等典押期满，这个被押出去的藏族客商仍要回到原锅庄来。因为客商买卖货物必须由锅庄主人介绍，后者赚取佣金，住的客商少了，佣金就要失去。藏族客商是锅庄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既得的权利，不能轻易放弃的。同时藏族客商来康定与汉族商人交易，因言语不通，习惯不同，市场行情不熟悉，为避免吃大亏，也不得不借助于康定本地民族同胞开设的锅庄。
锅庄因是藏汉贸易的中间介绍者，所以对藏族客商和汉族商人都有联系。藏族客商带来的土特产如是畅销性质的，锅庄主人随即通知汉族商人前来看货。若驮运来的土特产属于滞销性质的，藏族商人就到汉族商人处兜售。每一次交易的要价还价相差很大，需经过好几次的重复谈判，双方互相让步，生意才能成交。在重复谈判的时候，还要用暗语或在袖管里摸手的方法来决定价格。若在僵持不决或快要流产的时候，锅庄主人就居中协调。他的原则是公正的，不使汉族商人吃亏，不要藏族客商蚀本。总之是成交价格与一般市场行情接近，大家互觉满意。锅庄主人的这种态度对他自己的利益也是有利的。藏汉客商之间的交易绝少一次两次谈判就能成功，一定要费去很多口舌才能趋于一致。
藏汉商人在一起谈生意，要用秘密的方式进行，除锅庄主人外，不能有别的第三者在场。在双方谈判中途，倘遇第三者插入竞买竞卖，藏族商人就不愿继续谈下去，要把他的货物搬开。交易谈判成功，买方不必付给定金，卖方也不见异思迁，双方都互守信用。所有售出的土特产都在锅庄过秤，由锅庄主人把秤，买卖双方在旁观看，以免误差。
国民政府在1928年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将康定的商会与上海、武汉二个商会一起定为“总商会”一级。在外国人眼中，也认定打箭炉是“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以边茶贸易为主的“锅庄业”一度兴盛。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整个时局的混乱，锅庄业又衰落了。
康定锅庄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或行业，已经消失了近50年了。锅庄的房屋也毫无踪迹可寻。
据康定县文史资料记载，19世纪末期康定锅庄开始走向衰落。清末已没落的就达15家，民国时期先后未经营或没落的又有15家，至1950年前夕仅余18家。民主改革后，康定锅庄彻底消失在茫茫历史之中。
六、康定锅庄走向衰落的原因
1、边茶贸易的衰落
康定锅庄是建立在边茶贸易基础之上的，边茶贸易的衰落必然引起康定锅庄的衰落。引起边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9世纪末期，英帝国主义者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西藏亚东开埠通商，自由出入藏、哲（哲孟雄），免税贸易，治外法权等经济特权，英、印茶叶在涉藏州县各地大肆倾销。从而导致西藏对于内地茶叶的依赖性减弱，许多商品或土特产品都可以不经过康定或康定锅庄而出入涉藏州县。从此，边茶开始滞销，锅庄开始衰落。第二，清末至民国时期，川边改土归流后，锅庄业失去了土司在政治上的庇护。民国时期，康藏地区长期的政局动荡，致使康藏地区商路不通，商业萧条，进一步加剧了锅庄的衰落。
2、边茶引岸制度的消亡
引岸制度是中央政府对边茶贸易实施控制的重要手段。每年中央政府都要通过发放引票的方式来控制茶叶销往涉藏州县的数量。引票成为商人经营茶叶的凭证和茶叶出关入藏的凭证。这种制度的实施使康定成为汉、藏贸易口岸和集散地，无论是销往涉藏州县的商品还是从涉藏州县销往内地的商品都必须在康定转手。这就为锅庄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三十二年（1942年），民国政府废除了边茶引岸制度，大量商品不再经过康定转手而直接进入涉藏州县（或内地）。这种状况必然引起锅庄在汉、藏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减弱。
3、康藏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锅庄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引岸制度是康定成为藏、汉贸易口岸和物资集散中心的根本原因，而原始的交通条件则是康定成为藏、汉贸易口岸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另一重要原因。1954年，川藏公路的全线贯通，则使康定在交通意义上的口岸、转手基地、集散中心功能迅速消失，致使藏汉贸易对锅庄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