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并逐渐担负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唐贞观十四年,唐朝夺取高昌后,河西路开始畅通,青海路又处于衰落地段。但是从青海南经柏海,入西藏高原的南路却兴旺起来。这与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同吐谷浑、唐朝关系日益密切有关。从青海入吐蕃南路的具体路线,《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鄯城条注里有详细记述。日本学者佐藤长曾撰《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一文,对这条道路作了详细考证。从青海南下到拉萨,再从拉萨向南翻过喜马拉雅山,可到尼泊尔、印度等地。吐蕃灭掉吐谷浑后,吐谷浑道改由吐蕃控制,交通路线一仍其旧。吐蕃墓棺板画中的商旅图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直接证据,充分说明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德令哈正是这条要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站,商旅图生动地反映了这个中间站的繁盛情形。
　　前述押运货物的武士,均佩挂有一种独特的箭囊,呈口窄底宽的筒形,唐人称之为“胡禄”。胡禄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五世纪,最初见于新疆地区的石窟寺壁画,如,克孜尔石窟第114窟壁画《智马本生》(4世纪中—5世纪末作品)中的骑士像,克孜尔石窟第14窟壁画《八王争舍利》(5—6世纪作品)中的骑士像。1906年发现于新疆库车、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1件5—6世纪的武士像,身上也带有胡禄。6世纪时,敦煌壁画中已有胡禄形象,例如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的铠马骑士。
至唐代(7世纪后)胡禄广为盛行,从新疆地区的石窟寺壁画、敦煌壁画和内地唐墓壁画以及各地出土的唐代俑塑和石刻像,均能看到大量的胡禄图形,典型者如克孜尔第14窟壁画《菱格本生故事》,昭陵六骏《飒露紫》之邱行恭雕像,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壁画,敦煌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彩绘执旗骑兵俑,新疆唐墓中还曾出土胡禄的木质模型。《新唐书·兵志》则记载,弓箭和胡禄是唐军每个士兵必备的武器。
　　约在同一时期,胡禄的形象也出现于中亚和南西伯利亚。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中亚花刺子模出土的1件银杯,外缘刻有铭文,为6—7世纪的花刺子模文字,杯底雕刻有身穿翻领长袍,头现光轮的骑士像,骑士右侧腰间佩挂胡禄。
　　中亚片治肯特（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东南）遗址大壁画区VI区41室壁画是7世纪的作品,其中描绘的英雄鲁斯达姆的形象既有右视图,又有左视图,其右侧腰间挂胡禄。片治肯特遗址VI区1室有一些战争场面的壁画,也是7世纪中—8世纪初的作品,其上的铠甲武士右腰带胡禄。

　　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岩画,其上有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腰间除胡禄外,另有一物,形状与前述克孜尔石窟第14窟壁画《八王争舍利》中的弓韬近似。一般认为这是约5—7世纪时突厥人的作品,表现的是突厥骑士的形象。在阿尔泰山以北的修利克发现的6—7世纪突厥岩画中有追赶猎物引弓欲射的猎人形象,其右腰挂胡禄,岩画上部有突厥文字。

　　综上可见,在6—7世纪,胡禄在东亚有着广泛的分布和使用。根据中原和吐蕃的资料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的吐蕃地区流行的胡禄乃是受到西域的影响,其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从新疆经河西或柴达木盆地而达中原。从这些地区有关的年代序列能够说明这一点。而且从唐的情况来看,凡是冠以“胡”字的名物,几乎都是传自西域,胡禄也如此。但就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和南西伯利亚这一广大范围而言,胡禄究竟源于何处,抑或是否还有更为遥远的始源,限于所见,还难以速下判断。在中古时代,中原和吐蕃所流行的胡禄,与中古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是一个时代时尚风貌的标志物之一。6—8世纪这种胡禄的流行,正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追求外来物品和异域风情的“胡风”渐盛的表现。
　　4、宴饮图、帐居图 (见图五)
宴饮图位于墓棺侧板的中部,由13个男人组成,其中7人盘腿坐于左侧的地毯上；4人或立或跪于大帐房前。其中右侧第一人手举酒杯,向帐房内的男女二显贵人物敬酒,而帐房内的男女二人亦手举酒杯答礼。左侧1人手举角形杯,正抬头饮酒；另1人跪于地毯上呕吐,其醉酒的形态描绘的异常生动；帐房前门两旁各有1人,帐房后还有帐房,其门前亦站立有2人,手笼于袖中,向武士们弯腰施礼,似乎是在招呼客人。对照青海玉树州勒巴沟石刻“赞普礼佛图”中的吐蕃赞普形象,与郭里木墓棺画中帐房内男人的帽子相同,故判断该显贵人物的身份应为“赞普”,坐其旁的女人即为“赞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