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文化”，它既是一种巨大的文化破坏力，屠城掠地、燔书焚室，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残破；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文化生成力，文明的混杂，血胤的融合，文化的浴火新生。

　　从吐蕃发展壮大到强盛时期占领河西、陇右，但横贯青海河湟的中西商贸文化的通道并没有因此而中衰。八世纪六十年代，吐蕃王朝完全占领河湟，并直接利用“河湟道”的枢纽作用频繁地与中原和西域之间开展着商业贸易。河湟地区南来北往，西去东归，又出现了一次类似于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浪潮。以东西文化的交流而论，隋以前丝绸之路是以河西道与河湟道为主，唐以后则又新增了自长安经青海吐谷浑至吐蕃，再经印度半岛由陆路和海道西运的“吐蕃道”，这条走廊不仅使得吐蕃与中原内地联系更为紧密，而且因北方突厥等胡族扰动而中断河西走廊，可以通过吐谷浑道将内地特别是四川等富庶之地相联接，包括茶叶、丝绸、陶瓷等为主的中西贸易继续得以顺利进行。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蕃联姻，文成公主经河湟入藏，松赞干布（弃宗弄赞）率其部宾次柏海，于河源亲迎，唐蕃结成甥舅关系，建立起了黄金桥友谊，这条黄金之桥即是“唐蕃古道”，它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更是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神奇天路”。“唐蕃古道”由长安出发，经凤翔、秦州、狄道、河州，自炳灵寺渡过黄河，沿“三百里湟川”经鄯城（今西宁）、临蕃城（今镇海堡）、石堡城（今湟源大方台）、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莫离驿（共和东坝）、大非川（切吉草原）、那录驿（鄂拉川）、暖泉（温泉）、烈漠海（苦海）至黄河源区，再向藏北经众龙驿（清水河）、列驿（今玉树结隆乡）、食堂吐蕃村（今玉树年吉错）、截支桥（今子曲）、婆驿（今玉树杂多野云松多）、悉诺罗驿（今当曲以北加力曲一带）、鹘莽驿（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野马驿（今聂荣县白雄）、阁川驿（今那曲）、蛤不烂驿（今桑雄）、实录济驿（今桑雄桥以北）、农歌驿（今羊八井）最终到逻娑（拉萨）。“黄金桥”———唐蕃古道的开拓使唐蕃两地的关系更加密切，物资与文化交流愈加繁忙，公主在雪域高原留下了许多文化事迹：措建大昭寺，传布佛教信仰，改革落后习俗，带去汉族文化典籍……这些几乎已经深入到每个藏族人心中的美谈，千年流传不衰。与公主随行的大量汉族工匠留在了藏地，与公主一样成为传播文明的使者。唐蕃和亲后，天竺国（即汉之身毒，今印度）亦遣使入贡，唐亦遣使报聘。其路线自当由“唐蕃古道”行至吐番南境后，“又东少南度未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国去长安约为九千里）”，再南行始达。尼波罗国即今尼泊尔。至此青海丝路“吐蕃道”全线贯通。吐蕃道开辟后，自中国赴西域天竺求经的僧侣，亦多不走河西道，而改由吐蕃，经尼波罗的捷径直达天竺。终唐一代，自河湟西行，经吐蕃道赴天竺求法取经的著名僧人有玄照、道希、玄太、玄格、道方、道生、师子慧、慧轮等。
　　建立在政治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上的“民族和亲”，一方面，将极其丰富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河湟，带到了吐蕃地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加深了中原与高原之间的文化沟通。《唐书·列传·吐蕃下》载：“赞普坐帐中……唐使者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乐》，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宴中演奏的音乐都是太宗时期内地流行的唐大曲，吐蕃宫廷中不但使用了内地汉族乐工，而且由他们演奏了内地的音乐曲目。《新唐书·吐蕃传》说，金城公主入藏，“赐锦缯别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公主入藏带去了一个完整的龟兹乐队，今藏地尚存龟兹乐中用的羯鼓（桂扎）、五弦、火不思，都与此次和亲有关。大昭寺的许多古老乐器，就有一部分是唐代文成公主或金城公主带去的。后世宗教乐队常用内地寺院乐器，民间歌舞也有一部分内地传人的乐器，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