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系教授

　　反向的大河
　　行政地理上所说的“阿里”（mNga’-ris），是指西藏自治区西部统辖七县的“地区级”行政区，这是一个面积不算小（304683平方公里）但人口密度却是世界上最低（0.37人/平方公里）的地区。
　　阿里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的“自然地理”。除了奇特的土林、众多的湖泊、极高的海拔和广袤的草原之外，阿里的河流最为特别。众所周知的是，源于青藏高原的主要河流多是“大江东去”——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大大小小的河流，皆是蜿蜒向东数千公里，成为“奔流入海”的“太平洋水系”。而阿里的主要河流，则属于“印度洋水系”——马甲藏布（孔雀河）、森格藏布（狮泉河）及其支流噶尔藏布、朗钦藏布（象泉河）等多条源出冈底斯山南北的河流，均是向西、向北再向南，成为印度河上游的主源，然后一路南下最终汇入印度洋。
　　正如穿越北方黄土高原、西南横断山区和东部丘陵平原的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养育了数千年来由众多民族结构而成的中华文化一样，源出阿里的外流江河，则流淌着“卓雪马术”、“普兰美女”、“古格辉煌”和“拉达力士”等西部古老文化的因子。
　　更早的历史渊源当然应当上溯到古“象雄”（Zhang Zhung）时期，甚至更久远的还有西部史前石器时代的诸多遗存。从阿里流向印度洋的多条河流深谷，一直是西藏西部与周邻地区交往通达的古道，古往今来，西藏高原与南亚农耕文明和中亚草原文化的接触，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克什米尔风格、中亚“于阗风格”等域外因素的来源，莫不与西部阿里自然地理的这些特点有关。长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片高原上留下了无数已被发现或尚未知晓的文化史迹。
　　在西藏的近代史上，有关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西部西藏有着重要的关系。从早年西方传教教士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杜齐等人的“穿越喜马拉雅”，几乎都是从西部阿里开始的、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的观察。
　　中国政府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对“古格”史迹等一大批西部文物的调查与保护，则是开启了对西部进行科学地文物考古研究的大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西藏全区的“文物普查”和无数次由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西部文物专题调查、文物保护工程等，不断地在阿里境内发现了大量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史迹，仅是其中属于西藏史前时期（石器时代、部落时期）的遗址、墓葬、岩画、祭祀地等文物遗存就已有一百多处，其中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级保护单位的有近20处。近十多年来，在阿里札达县、普兰县发现的古格、托林、皮央·东嘎、卡孜、纳曲宗普等十余处佛教遗存，更是吸引了国际藏学界的目光和兴趣。在人文地理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中，阿里的文物考古事业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